今年6月份出版的《讀書好》月刊，記者和一位老師談到陳寅恪及陳的名著《柳如是別傳》。
記者說他「多年後才明白這樣一位大歷史學家在晚年寫的是一位南京妓女及才子的失節問題。原來講的是知識分子失節的問題。他的悲憤，外人很難明白。只要是知識分子出身，就無可避免被捲入政治。」
老師答：「有時你不理政治，政治也來理你。陳寅恪避不過，但總算留下一些讓我們明白他想甚麼的著作總結自己的一生。晚年他盲了，我去過他的故居，那時廣州中山大學的人為方便他走路，特意從屋門口鋪砌一條白石路，讓他能在花園裏散步。而我在想，他當時想的，應該就是自己，那個名妓其實是自己。」
陳寅恪由於有「攝影機式記憶力」，學問極為淵博。但一生著作比起他的學問，其實不算豐富，可是他用了最多篇幅去寫妓女柳如是，令許多人不能理解；有學者甚至認為沒有必要，不值得為一個柳如是花費這麼多心血。因此，陳寅恪寫這書的動機、他想藉此表達些甚麼、他代入的角色是否柳如是，一直是很富爭議性的問題。
我同意記者所說，這書寫的是知識分子失節問題，然則陳寅恪何以悲憤，悲憤些甚麼？
從中國政治倫理傳統來說，曾受過前朝恩惠的人，在前朝覆亡之後，轉而投向新朝，為新朝服務，就是變節。
陳寅恪在國民政府時代，雖然沒有甚麼高級學位，卻以真正學問得到教育當局賞識和器重，在大學擔任重要教學職位，待遇相當優厚。中共建政時，他沒有應國民政府邀請，隨國府遷台，而是留在廣州，為新朝服務，雖然他憑恃自己崇高的學術地位，向馬列主義洗腦教育說不，但用廣義傳統政治倫理衡量，可以稱為失節。
而且，失節者可能或多或少得到新朝一些好處，陳寅恪在中共統治下卻活得毫無尊嚴。早在1958年6月10日，《光明日報》刊出郭沫若批評陳寅恪的文章，中山大學就如響斯應貼滿「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烈火燒朽骨，神醫割毒瘤」的大字報。有人形容：自命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如在風雪急驟的暗夜中饑餓苦寒的狼群嗅到遠處密林中飄來的血腥氣味，野性頓生、兇相畢露，縱身跳入草莽，展開對獵物的捕殺撕咬。」
陳寅恪面對圍攻、謾罵與威脅，悲憤交加下向校方提出：以後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並轉而用盡殘年最後力氣，寫作《柳如是別傳》。
由此可知，《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寄託悲憤之作。在柳如是和她所嫁的錢謙益的經歷中，有一件事很具代表性，可以用來說明不少問題：清兵兵臨城下時，柳如是勸錢謙益和她一起投水殉國，錢沉思無語，拖延久久，才試了試水溫說：「水太冷，不能下，奈何。」
柳如是奮身欲沉水中，卻給錢謙益拖住。後來錢就歸順了清廷。用這件事來比對陳寅恪夫婦，會傾向於認為陳寅恪是以自己為錢謙益，而以他的夫人唐篔為柳如是。因為在中共大軍南下時，唐篔就不願意接受新朝統治，逃到香港去。
陳寅恪則願意歸順，留在廣州，並把唐篔叫了回去。所以《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痛恨自己識見不及妻子，為唐篔而寫的懺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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