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明報
龍應台當上台灣首任文化部長後，一改以前態度，避談六四，立場模糊到令人覺得她「變了另一個人」。身為作家時的龍應台說過：「我給自己立了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就是對的。」她批評中共說：「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感情的血緣國家，是一個踐踏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家僕使用，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手中。」但這個充滿正氣的龍應台入閣當了大官，就坦然說她「換了位子，就一定要換腦袋」、要「區隔個人意見與國家政策制定者的角色」，而且自稱這樣做是「為台灣爭取最大利益」。
我們看到的台灣最大利益，是少了一個直言的作家，多了一個媚共的官員。
和龍應台「換位子後換腦袋」相映成趣的現象出現在大陸，我稱之為「另一類龍應台現象」。那就是中共體制裡一些官員，在位時奉行當官規律，退休後才大發民主自由的言論。甚至香港的陳方安生卸任前後的變化也非常相似。
這就是說，他們有權在手和沒有權力時的表現完全相反。但人民需要的，不是沒有權力才放言高論的民主派，而是大權在手能制定符合人民要求的政策的實權者。可惜這種人很少，少到只有一個戈爾巴喬夫。中國有個溫家寶，卻始終只是個「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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