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高爾基，很多中國人會聯想起郭沬若。他們是一蘇一中，紅極一時的紅色御用文人。然而這兩個文人有很大分別：郭沫若從中共建政前的草莽階段到他去世，一直是鐵桿支持者，從來沒有「出軌」行動。甚至兒子被迫害致死，他也只是默默抄寫兒子的日記誌哀，不敢有所異議。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後，曾一度是蘇共強烈批評者，並因此流亡外國十年，後來才又突然「歸順」斯大林，成為首席「革命文學大師」、「一代紅色文豪」，專職為斯大林暴政塗脂抹粉，和歸順前的自己大唱反調。這種巨大轉變真令人嘆為觀止，其中觸發轉變的契機，迄今仍然未有堅實可信的說法，只能說是一個謎。
高爾基一向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支持推翻帝俄體制，只是十月革命後的現實令他看不過眼。他目睹革命釋放出人的獸性，以致他用「獸人」來形容革命者。他說：「世界歷史的所有強大力量都動作起來了，所有獸人都己掙脫了文化的鎖鏈，撕碎了披在身上的那一層薄薄的文化的聖衣，無恥地赤露著身體」、革命家「很有氣魄地屠殺」、「不久前仍是奴隸的革命者，獲得了充任別人的主宰之權力後，就變成最肆無忌憚的專制者」；他發現革命非理性地賤視生命，他認為這是「可恥的事，也是犯罪的事」，是「良心死了」，又「是盲目的殘酷，是血流成河，是鼓動起獸性的本能」。
高爾基所指摘的革命者獸性暴發之血腥屠殺，在1949年後中國同樣存在，「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土改」等系列政治運動，普遍展現了不久前仍是奴隸的革命者在掌握權力後賤視生命的惡行。50年代初期，全中國不分城市鄉鎮的十字街頭布告板上，貼滿「階級敵人」在刑場上肝腦塗地的「儆猴照片」。此所以龍應台要在六十年後出版《大江大海》，向世變中被踐踏的小人物致意。但中國共產陣營中沒有一個像早期高爾基這樣的人敢站出來說這是「犯罪的事」。一直到60年代，中國有張志新、林昭、李九蓮、遇羅克、王申酉等覺醒者，但他們對這種暴行的批判力度，我認為遠比不上高爾基。當然，大家都知道他們全都死在中共槍下，沒有機會像高爾基那樣跑出國，更不用說像高爾基那樣重新回歸，認同暴政。這個分別也許巳可說明為甚麼高爾基之謎不能在中國出現。
高爾基分析革命者如此殘暴，皆因革命者感染了舊社會蔑視人、毒害人的惡劣品質，沒有經過理想主義文化熏陶改造。革命者摧毀了舊制度，但只是摧毀它的外部形式，舊社會的靈魂仍活躍在革命者腦中，使他們「像野獸般咆哮」。這也是劉曉波他們反對暴力革命推翻中共的原因之一。暴力革命在今日中國固然成功機會極低，即使成功了，從奴隸頓時變成主宰別人命運的革命者，同樣會賤視生命。
在中國生活了五十餘年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描述過舊中國社會人興人之間觸目驚心的殘酷：「犯人在押赴衙門的路上，衙役忘記帶腳鐐，使用鐵釘將犯人的手釘在押犯的大車上」、「兩個老囚犯向新囚犯敲詐勒索，結果判決他們用鐵錘敲碎足踝骨」。這種刑罰由衙門施行，更可怕的是在我童年時在家鄉所見同類刑罰，則是公然的私刑。中共革命承繼了舊靈魂，一直到今日，中國沒有發展出新道德體系來，如果暴力革命成功，很可能只是另一次暴政的開始。
2011年4月27日星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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