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把我讀過的好書贈送一份給華叔。這是考慮及可以節省他跑書店找書看的時間，在大家見面聊天時又可以因讀過同一些書而有共同話題。華叔從未表示我提供的書有哪一本不值得讀，這當然是他涵養好，不想掃我的興；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相交數十年，讀書的興趣比較接近吧。我很傻，即使他病重臥床，還是挑了一批明知他讀不了的書託教協的朋友送去給他，彷彿覺得只要他未讀完這批書，生命就會一直延續下去。絕望中的人常有非理性的幻覺。有人以為送書之舉，會影響甚至窄化華叔汲取資訊的源流。這是過慮了，他還有自己各種各樣淘書途徑。而且我對他的獨立批判能力極具信心。事實是他在言談中透露的書訊，每在我提供範圍之外。
和華叔聊天，其實常是一場溫和的論辯。我已透露過的如關於弘一法師的哲學思想、為甚麼法師臨終時揭示「華枝春滿、天心月圓」，以至「悲欣交集」。坦白說，華叔和我是思路大不相同的人，所以雙方往往提出大相逕庭的看法。較為尖銳的如我說：「魯迅並不是你所瞭解的硬骨頭，他知道很多中共的陰暗面，但為了他聲望所在，他不會揭露和批評。」又如華叔不解曹長青、阮銘、凌鋒這些極端反共評論家何以支持台獨。在華叔意識中，反共是為了中國好，豈有因反共而分裂中國之理。我告訴他，南京大學的樊百華教授雖然身在內地，但在境外發表文章說：「讓中共統治的人愈少愈好。」華叔聽了，回應說：「北京大學也有位焦國標教授在香港發表文章說，他等待著美國的戰斧導彈轟炸北京，他願意自己和那個政權一起被炸死。」這不知和他寫贈我的陸游詩句「楚雖三戶能亡秦，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有否意識上的內在聯繫？
有朋友很想知道，司徒先生在聽到完全相反的意見時如何反應。我的記憶是他從來雍容大度，絕不一言堂，要由他一錘定音，而是表現為求同存異、理解和寬容的風度。也因為這樣，老朋友才會源源不絕，大膽去刺激他本來已很敏銳的思維。合作賣書以外，司徒先生和我的第二項合作是創辦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他希望我參加教育組工作，這大概是因為我當時在大專教書，又在報上寫關於教育的專欄。但其實我對在政治團體中搞教育事務毫無興趣，幸而現在有個遯詞叫「低調」，可以讓我用來掩蓋不是。
華叔和我的第三項合作，是我這一生做過極有意義的事。這件事改變了我下半生的軌跡。但是我尚未希望它出現在華叔的回憶錄中。為了歷史存真，曾邀請我電台拍檔李家豪博士和華叔共飯，即席把那件事說了一次，由華叔加以確認，並交換了一些以前雙方不曾交流過的具體細節。這件事關係到比較大的金額，而華叔是交代用他的名義去做的。巨大的信任應該是來自合作做生意的經歷，另一方面他知道我對奢華物質並無興趣。司徒先生臨終時我沒有去醫院探問過，一次也沒有。原因極悲苦。他一直很欣賞很關懷我的摯愛，不幸她早幾個月得到同樣的病、吃同樣的藥。我不想欺騙必定殷殷詢問她病情的老朋友，但真相往往殘忍到說不出口。司徒先生，你現在一定瞭解和原諒我失蹤的不是了吧。
溫哥華星島 2010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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